周志坚回忆中原突破敌军重围

突破敌重围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我党同国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发布了停战令。停战令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零点在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我军遵守停战协定，以宣化店为中心就地停止待令，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继续对我中原部队进行包围压缩，他们抢在停战令生效前的一月十一日占我息县县城，又在停战令生效后的一月十四日攻占我光山县城。在坚持自卫原则的同时，我方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斗争，先后签订了“罗山协议”、“应山协议”和“汉口协议”，规定中原地区国共双方军队必须停止一切违犯停战令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再三破坏协义，调集兵力达三十余万人，把我野战纵队包围在方园仅二百里的狭小地区，大搞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为了维持国内的和平局面，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中原军区与国民党谈判，要求允许我中原部队以四万武装转移到皖东苏北或华北就食整编，以二万人就地复员，想以让出豫鄂两省的解放区为代价，来换取中原部队主力和平转移到兄弟解放区。但蒋介石的胃口很大，拒绝了我们和平转移的要求，妄图将中原我军一口吃掉，进而夺取中原这块地盘。我中原人民解放军如箭在弦，严阵以待，度过了相机应战的艰苦岁月。

在战争阴云笼罩着中原大地的严重时刻，党中央、毛主席对中原部队极为关心延安与我们每时每刻都保持着联系。根据当时极其复杂的斗争形势，党中央明确指示我们:一方面要开展和平民主的政治斗争，一方面又要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在武装斗争上要严守自卫原则，并对中原部队实施战略转移作了周密详尽的部署。

董必武同志和周恩来副主席先后由延安到达宣化店，代表党中央慰问中原军民，还带来了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援助中原部队的赠款和大批救援物资。在那种危急的时刻，能够听到党中央的声音，看到党中央派来的亲人，对中原军民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们深深感到，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与中原儿女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更加坚定了我们战胜敌人的决心。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认定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成熟，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这场“围歼”，定于七月一日发起总攻。从六月二十二日起，国民党的十三个军三十余个师再行缩小对我军的包围圈。敌人估计，“聚歼”开始后，我必突围，并考虑到苏皖边区是新四军主力所在地，判断我中原部队肯定会向东突围，因而把这次总攻兵力的三分之一—十一万人，摆在东线准备堵击。

蒋介石反动派异想天开地以为，有了这一套“神机妙算”，就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了。

六月二十一日，中原局就突围事宜请示中央:国民党军队对我边区的包围、封锁已愈益加强。我区局势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向南隔长江，难以实现;向东在津浦路附近有敌强大兵力;北渡黄河，不能徒涉河川，危险极大;比较安全的只有豫西、鄂中两路。如果待敌部署完毕，正式向我进攻时再突围，在战略上战术上都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我们认为如不突围，今后更困难。

二十三日中央复电指示: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虚，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对于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战斗，预祝你们胜利。

我军突围的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突围部队分为南、北两路:北路是中原局、中原军区直属机关和第二纵队十三旅、十五旅的四十五团，以及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等部队;南路有王树声同志率领的第一纵队二、三旅和第二纵队十五旅的四十三、四十四团。这两路部队突破敌人重兵扼守的平汉铁路封锁线，分别进入豫鄂陕和鄂西北地区。为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向西突围，皮定均同志率第一纵队一旅向东突围，突破大别山一线敌人的防线，进入皖东地区，与苏皖解放区部队会合。

六月二十六日，李先念司令员把我叫到宣化店中原局去。一进屋，他就对我说:“根据目前情况，我们要突围，不能再拖了。”他接着说:“你带三十七团的团、营、连的干部到柳林车站一带活动，选择突围路线。关于突围一事，除夏世厚外，不要对其他人说什么，要保守秘密。”

接令后我毫不怠慢，催马前往三十七团驻地，找到夏世厚团长，将准备突围之事告诉了他。二十七日，我们召集了营、连干部，经九里关到达柳林附近的周家祠堂住宿。二十八日上午，来到铁路边的一个叫仙石岩的山上勘察地形，监视铁路线上的敌人，侦察突围路线，选择突破点。站在山上向西望去，只见远处山峦起伏，层层叠叠。近处，平汉路静得如同一条死蛇南北而卧，封锁铁路的敌军据点一个连着一个。看来，柳林车站和附近的何家店、魏家寨也被敌人占领了。一边观察，我心里一边盘算着战斗部署问题。我和夏世厚研究后初步确定:三十七团一营过去后解决何家店、王家村敌人，再抢占几个山头，监视柳林街;二营消灭另几个村的敌人，再向北发展，向信阳方向警戒，并破坏铁路;三营包围柳林车站，力争消灭敌人。快到傍晚，我派了一个班在一所小庙里继续监视敌人，我们则回去了。二十九日又去观察，没有发现敌人有什么大的变动。下午，李司令和文建武等同志来了。我向他们汇报了侦察到的情况，并将我们初步商定的部署讲了一下。李司令详细地询问了一些问题后点头表示同意。

“嗬，蒋介石以为他的三十万兵力在我们周围构筑了万里长城，偏偏这里有个缺口。”说着，李司令的嘴角上露出了几丝微笑。他掏出怀表和我们几个对了对手表，叮嘱我们说:“今晚十点钟以前，你们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夜袭战术，拿下柳林车站，掩护中原局和军区领导机关突围。突过去就是胜利，否则就是失败!夏世厚同志，你们团今天晚上的任务是非常光荣和艰巨的，只能胜利，不能失败!”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夏世厚上前一步，严肃地答道。

当晚八时，三十七团先于大部队出发，在茫茫暮色中沿着峡谷向西行进。出发前我对三营干部说:“你们过铁路后不要让敌人过早发现，等一营和二营过去后再动手，一旦打响，就要强攻、快攻!”

九时多，战斗开始了，但一切都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山川大地，一片寂静。三营首先摸过铁路，一、二营随后也过去了，敌人丝毫也没察觉。过了一会，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何家店的敌人碉堡在一阵轰响中随着升起的一团火光飞上了天，一营用十年内战时期“土坦克”攻坚的办法，消灭了何家店守敌。与此同时，许多敌人在被窝里就被缴了械。按预定部署，守敌被解决之后，一营登上了何家店左右高地，向平汉路的南方警戒;三营也占领了柳林车站附近的高地，向平汉路北方警戒;二营封锁黄庄，迫使敌人不能前进。

当三十八团、中原局、第二纵队机关、三十九团、十三旅旅部和四十五团鱼贯越过平汉铁路后，东方天际已经微微发亮。这时，敌人正规战斗部队从南北两面增援而来。一、三营交替掩护，很快脱离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紧随大部队一口气奔出几十里开外。

同日，由王震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也从武胜关北面的李家寨突过了平汉线。

突破了平汉路封锁的北路部队，就象冲向暴风雨的勇猛的海燕，向着敌人陈以重兵的桐柏群山和豫西南平原疾进。

“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我们这支一往无前的英雄部队，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里，几乎没有经过重大战斗，就胜利地跨过了桐柏山，穿过豫西平原，插入了伏牛山南麓，使敌人企图在天河口、苍台、唐河、白河等地“围歼”我军的计划一再落空。

七月九日，我带三十七团在狮子岗与中原局会合。李先念叫把三十七团归他们指挥，要我等中原局机关和二纵队机关过后，再率三十九团跟进。下午七时，突降暴雨，当我们刚刚涉过内乡附近的湍河，上游的洪峰裹挟着树木草渣咆哮而来，只见浊浪翻滚，湍河一下宽了许多。有的同志吐着舌头说:“差一点就过不来了。”

我庆幸地说“太好了，敌人来了也只能望河兴叹啦。”

十一日，我率三十九团行军来到上集南边的一个村庄，见前面大部队都停在浙川河东。我赶到前面找到李司令，他对我说:“三五九旅在前面，他们要去占领荆紫关，结果攻了几次没奏效，便转向荆紫关南边过了浙川河。王震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我们也过浙水向西进。”

红军时代我就曾在这一带活动过，印象中的浙川河并不很深，也不太宽，可是由于近日大雨不断，河水猛涨，船一时又无法找到，部队就停在这里了。我见情况紧急，便对李司令说:“我去试试能不能泅过去。”

“那好，你试试。要当心!”他叮嘱道。

“没关系，这样的河我小时候一个猛子就可以扎过去。”我解下枪弹，脱掉衣服，只穿着一条裤衩下水了。我向前走着，河水逐渐漫过了膝盖、腰部、胸部，走到河心时水已淹到肩部了，波浪打湿了我的脸庞和头发，我继续向前。突然，我感到脚下的河床硬了，水也逐渐浅了。我心里一喜:“这里可以过。”当我又走回来登上岸后，李司令员和周围的同志都兴奋地叫了起来。李司令员说:“好!要三十七团先过，以连为单位，一个牵一个过。”

我说:“还是以排为单位走好。”

战士们拉成一条长龙，在河中向对岸缓慢地蠕动。虽然一些个头矮的战士和女同志们喝了几口水，但总算平安地渡过了浙川河。

我军选择主力向西突围的线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估计较低，特别是沿途地瘠民贫等不利因素考虑不充分，思想上、物资上准备不足，使部队给养的困难情况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到达浙川一带时，部队已经很苦。过浙川河时，从前一天中午到第二天早上都没能吃上饭。个别部队出现了摘沿途田地里西瓜充饥的现象。陈少敏同志对一些干部说:“各人的部队纪律如何?你们回去好好查一查!不能出现我们部队过后被老百姓戳脊梁骨的情况。”这一段时间，仗虽然打得不多，但连续行军没吃的，部队非常疲劳。过浙川以后不久，就开始接近胡宗南的所谓“巩固区”。他们采用的连环保甲制度，强迫老百姓搞什么“坚壁清野”、“空室清野”，限制了我军粮食来源，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难。由于断粮，连野菜、野果子也难以找到，部队只得杀马吃，以渡过难关。

尽管处境非常险恶，但广大指战员依然怀着必胜的信念勇往直前。他们不顾饥饿疲劳，不顾敌机轰炸扫射，不顾浊浪滚滚，强行渡过丹江。同日，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一道，经过激烈战斗，冲破荆紫关，直指陕南。

七月十六日，部队抵达南化塘地区。三十七团夏世厚团长报告说:“据老百姓讲，昨晚南化塘住了许多部队，是刚从北边开过来的。”情况很明显，南化塘已被胡宗南军队占领了。李司令和大家研究了下一步行动计划，鉴于南边是大山无路可走，决定走北边。部队转过一座山，向玉皇顶方向前进。十七日，突破敌人在南化塘和松树岭之间摆起的一道封锁线。由于连日急行军，大家脚都肿起来，有些同志的双脚肿得像两只水桶似的。尤其是没有什么吃的，又累又饿，不少人倒下来就睡着了，叫都叫不醒，十八日行军时，沿途时常可见躺在露天休息的战士。看着他们一张张消瘦的面庞和褴褛的衣衫，我不由地感到一阵心酸。我找到中原局机关时，他们正通过电台和中央联系着。李司令说，中央电报指示，要我们从潼关至西安之间过铁路，再过渭河去陕北;不行就从西安至宝鸡之间过铁路去陕北;再不行就组织一个精锐旅打到四川，把敌人的大后方搅乱。大家研究了下一步方案，在有些同志提到可否采用第三方案时，李先念、陈少敏等同志都表示，若采取这一方案，他们愿意去四川。其它一些同志听后也纷纷表示要去。我想:“你也要去，他也要去，大家都要去，需要多少力量来掩护啊!这么多人都要有部队掩护，那还打什么仗?”于是，我明确表态:“四川我不去，宁愿向陕南或就地打游击。”经过一阵讨论，最后还是决定向陕南前进。李司令看着摊在地下的地图说:“派四十五团去占领赵川了，现在不知情况如何?”说着，脸上露出焦虚的神色。

“谁在那儿?”我问。

“就他们自己。”李司令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我看了一眼几位中原局领导身后跟着的一大帮人，心里很不高兴，想“情况这么危急，你们只知道跟着中原局机关屁股后面跑，也不上前指挥自己的部队，既然你们不去，我去罢了!”我转过脸来对李司令说:“我去四十五团。”

“好，你去看看赵川占领了没有?有什么情况赶快报告。”

通往赵川大都是山路。我念念不舍地丢下跟随我多年的枣红马，带着又一次轻装的警卫班急匆匆地上了路。一路上除偶尔从远处传来零星枪声外，到处一片漆黑，静悄悄的，只有我们“沙沙”的急促的脚步声。

第二天约十点钟，我们来到东赵川，只听前方枪声大作。我们加快步伐，当赶到河东的一个山上时，只见四十五团退了过来。团政委齐勇同志对我说:“我们进入赵川后，正布置宿营休息，敌人从南面山上打下来，我们只好退到这里。”

我很恼火，严厉地批评了几句:“情况这么紧急，你们连起码的敌情观念也没有。为什么不先放出警戒，占领旁边制高点后再考虑休息吃饭问题呢?”

“部队实在太疲劳了。”

“疲劳也不能这么麻痹呀!祖师顶占领了吗?”

“刚才也被敌人占领了。”

我长叹一声:“军区首长交给你们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们却连祖师顶这一要点也不派人去，现在可好，我们西进的路线也被敌人卡住了。”我写了一封短信，派人向军区首长报告，赵川已被敌人占了，估计只有黄土娅子一条路可通十里排、漫川关。望速通过，我们在此掩护。

通信员刚走，敌人就过河向我们攻击。四十五团控制着河岸东侧以前坡岭为中心的几个山头奋力抗击。半天下来，虽将敌人近十次攻击打了下去，但四十五团汪世才团长和许多战士也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了。晚八时左右，李司令来到我们的临时指挥阵地。他在听了我关于河西敌情的扼要汇报后说:“你带四十五团继续坚守在这里，掩护到明天上午八点左右，等大部队过后跟着走，我马上组织部队通过。”

我和齐勇政委组织四十五团坚守到第二天黎明时分，当时雾气很大，十几米以外就看不见什么，山下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估计部队过得很顺利。九点钟时，十里排方向传来激烈枪声。不久，跑来一个参谋，他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军区首长告诉你，夏世厚正带着三十七团向山娅口进攻，打算攻占十里排西北阵地，掩护领导机关前进。首长要你带四十五团坚持到十二点以后再撤。”

“你回去告诉首长，这里莫担心，叫他们赶快走。”

也许是前一天敌人连续碰壁，今天只是放放枪，没有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就这样隔河对峙着。

下午三点，我见山下没有部队走动，估计都已通过，就对齐勇同志讲:“我先下去看看，你带部队随后交替掩护撤下来，我在下面等着。”说完，我带着警卫班下山。

刚下到山脚，意外地看到十三旅旅部过来了。

“咦，你们怎么还在这里，没跟中原局机关一块走啊?”我很奇怪地问。

吴世安旅长说:“副司令，部队又累又饿，做了些饭吃，又休息了一下，误了时间。”

“敌人追兵都快踩到我们的脚后跟了，你们还有心思做饭吃。”我挥了挥手又说:

”快走吧，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三十八团马上就到，三十九团也派人联系去了。”说着，他急匆匆地带着旅部机关走了。不一会儿，三十八团上来了，我让刚撤下来的四十五团紧随其后通过。

约摸半小时的时间，远远见十三旅政委杨焕明带着十多人过来了。他说:“李司令派人带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带旅部电台等三十九团，然后走另一条路线去镇安、柞水和他们会合。”一听这话，急得我直跺脚:“吴世安他们过去了，怎么没把电台留下来呀?”

“信送到我手中，他们不知道。”

“唉，没有电台就无法和中原局机关联系，两眼一抹黑，如何是好。”此时我心乱如麻，一肚子火。

“副司令，你说怎么办?”

虽然我的任务是率四十五团担任掩护，现在任务完成了，我完全可以走了。但一想到三十九团的同志们还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便放心不下。自己的部队不能不要呀。可在此一等，很有可能赶不上大部队而陷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其后果就很难设想了。

“副司令，你和我们一道等部队吧。”杨焕明同志的话语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挥挥手，仿佛竭力想把头脑中纷乱的思绪抛到远处什么地方去:“好吧，我陪你们等。”

我们把其他同志分散隐蔽到路旁的树林中休息，我和杨焕明来到路口，翘首眺望，希望三十九团的同志能赶快上来。

就是在前坡岭附近的这么一等，使得我们掉了队，和大部队之间的联系也被敌人完全截断。

我们陷入了困境。

难忘的日日夜夜

我们等啊等，望穿双眼，除了四周的枪声和摇曳的树枝，山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闷热的气候，更加剧了我们的焦躁情绪，我在树下来回走动，汗水浸湿了我的衣衫。

黄昏时分，血红血红的残阳衔上了西边的山峰。我躺在树下体息，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打算。突然，黄土娅方向枪声一片，我从地下一跃而起，向枪响处张望:“肯定是三十九团在那边!司号员，吹号联系!”

两名司号员扬起脖子，同时吹响了军号。号声在山间回荡。

“嘀嘀哒哒……”黄土娅方向也传来了号声。虽然混和在激烈的枪声中，声音微弱，但我们都听得很真切。

“是三十九团!是三十九团!”有的同志叫了起来。

“继续吹号，要他们不要恋战，向右翼高地前进，我们到那里去与他们会合。”

晚上八时多，我们找到了三十九团。赵团长说:“部队非常疲劳，有的躺下体息后就无力爬起来，结果耽误了时间。刚才一营和团机关冲过来了，二、三营还未摆脱敌人，不知什么时候能来。”

我和杨焕明、赵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由赵团长率一营立刻去追赶旅部要电台。我们原来的人马来到山边的一个小村里隐蔽下来，继续等后面的二、三营。

陆续有人上来，说部队又累又饿，无法跟上，我们只得耐心等待，一等就是三天，也只收拢了三百人左右。第四天，大约一个连的敌人向我们这边搜索而来。我们的战士隐蔽着，五十米，四十米，直到敌人离我们三十米时才一齐开火，打得敌人象稻草捆子一样，不是肚朝天，就是嘴啃泥，横横竖竖倒了一大片，没死的掉屁股就往回跑，由于四周都有敌人，我们已经暴露，不能久留了，只好向漫川关方向前进，目的还是希望能追上大部队。同志们体息了几天，体力有所恢复，虽是避开大路走小路，甚至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跋涉，但速度还算可以。

二十六号下午，我们与一小股敌人迎头相撞，我们一个冲锋，抓了几个俘虏，询问后得知，漫川关方向住满了敌人。很明显，继续前进只能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了。

我们面临的情况确实严重，四周都有大股敌人活动，村庄也被敌人占领，我们完全陷在敌人的窝窝里，西进路线也被切断了，一旦暴露，随时有被合围乃至全部覆灭的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同志们走了大半天，早已是饥肠辘辘，而好不容易弄来的一点粮食早已吃光了。由于敌情严重，大家只能忍饥挨饿，熬到天黑以后再想办法寻吃的。我感到这样不行，人多目标大，不容易突出去。看来要分散，不能只走一条路，否则有可能谁也走不出去，我们决定将现有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杨焕明同志指挥，剩下的由我率领，分散打游击，有机会就从敌空隙处插出去，突围方向自己选择，坚持到与大部队会合。

当晚，大家食不果腹地吃了一些干粮，一个战士手拿纸条跑来报告说:“二营营长带几个人下山了。”

“这时候下山干什么?”我感到有些蹊跷，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部队在此，都得饿死”几个字。一查，原来二营营长带着司号员、卫生员等几个人开小差逃跑了。看来，部队的情绪不太稳定，有必要鼓动鼓动。我立即召集全体同志开会。

我先介绍了我们队伍面临的困难局面，然后说:“越是艰苦险恶，越能看出我们这些人是硬骨头还是一群软蛋、弄种。不错，现在情况是很危急，随时有被包围和牺牲的可能，但我们每个同志都不要忘记自己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战士，是堂堂的七尺汉子。我们要继续斗争，不为困难所吓倒。要坚持游击战，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一条枪，绝不能当革命的叛徒、可耻的逃兵。我在这里重申战场纪律:谁要是开小差、当逃兵，军法从事!”最后，我又把部队分开行动的计划向大家宣布。

会后，两支队伍就要分开行动了。杨焕明同志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志坚，从入党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突出重围!”

说实话，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分别，谁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我不想让分手充满了悲壮的色彩，便佯作轻松的说:“行啊，胜利的时候我一定灌你两杯!”

我们摇了摇紧握的双手，笑了。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逼上来了。杨焕明带一部分人向一大山上撤，我带另一部分人向漫川关方向走。一连几天，都是被敌人撵着屁股后面追打，刚做好的饭还没吃上口，敌人就追来了，刚把他们甩了想体息一下，后面枪声又响了，搞得我们吃不好睡不宁，十分疲惫。在一次小战斗中，一个司号员被敌人抓走，不久，来了约四个营的敌人在那一带反复搜剿。我们的对策是隐蔽，除非被直接发现再作必要自卫外，绝不轻易暴露目标。晚上敌人搜山的兵力少了，我们再活动。根据情况判断，如果我们坚持向西，敌人众多，行动将更加困难，又没有电台联系，两眼一抹黑，盲目乱闯必然要吃亏。因此决定折头向南到武当山，希望能找到十五旅后再图良策。于是我们采取昼伏夜行的方法，翻山越岭，泅渡江河，艰苦跋涉着。一路上时常遭到国民党部队和地方保安团的围追堵截。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一小山上体息，突然被地方民团包围。他们派了一个团副前来谈判，异想天开地要我们投降，并诱惑说:“山下已被好酒菜，只要诸位缴枪，立刻可酒足饭饱，免得生灵涂炭，自取灭亡。”看着这家伙唾沫四溅地信口雌黄，我恨不得一枪崩了他，但考虚到我们仅百把人，敌人几倍于我们，敌众我寡，不宜硬拼。我耐着性子与他周旋着拖延时间。磨到天一擦黑，我立即要战士用枪顶着那家伙，逼他给我们带路下山。此时脸色刷白的“团副”浑身颤抖，顺从地领着我们从小路溜出了敌人包围圈，转危为安。除了与敌人斗外，我们时时还在与饥饿斗，部队很少能搞到粮食，这对部队影响最大，常常是几顿吃不上饭。部队最后实际不是被打散的，而是被拖垮的。

我们这支衣衫不整的队伍，不顾饥饿疲劳，艰难而执着地前进着。

八月五日，我们行进在草店附近，与一大股刚从草店出来的敌人不期而遇。由于敌众我寡，地形不熟，加之我们体力不支，除我带少数几个人奋力拼杀冲出来外，其余同志均被打散，有不少同志伤亡或被捕。我们未敢久留，直奔武当山方向。

当第二天东方天际晨熹微露时，我们上了武当山岭。向老乡一打听，说是十五旅十多天前就开拔了，可能是向宜昌、当阳方向去了。一听这话，我不禁暗暗叫苦。

我清点了一下我们这支队伍:除了我和警卫员罗少华之外，只剩警卫班的唐班长、郭志斌、马文英、吴树秀，通信队姓沈的副队长，还有一位记不清姓名，只记得耳朵上缺一块的侦察参谋，再加上三十九团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同志的女婿吴敏生两口子，共计十几人。

往那里去呢?没有电台无法联系，也不知十五旅到底到哪里去了，周围敌情又不明白，使我左右为难。我们只好在武当山上体整了一天。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决定向东南方向的荆门一带前进，到江汉根据地后再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让吴敏生夫妇改扮成医生，化装返回武汉，其余人则全部换成便服，冒充国民党十五军侦察队。出发前大家彼此检查了一下，当确认一切可能引起敌人怀疑的东西都摔掉后才启程。

刚上公路没走多远，迎头撞上一队敌人，避让已经来不及了，且会引起怀疑。我见有些同志有些紧张，便低声命令:“沉住气”。我走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迎上去。

当相距不足一百米时，我掏出手枪，首先发问:“哪一部份的?”

“均县保安团。”对方答道。

“噢—，是自己人。我们是十五军侦察队的。”说着，我把枪掖进裤腰。那帮蠢货信以为真，也放下了手中的枪。当双方擦肩而过时，听到一个敌兵说:“看人家多神气，到底是正规军，武器都那么好，清一色的盒子炮。”

由于是白天走大路，行军速度较快。一路上，老百姓见了我们纷纷逃避，我们到一些地主家弄吃的，饭后一看，人家跑得连人影都不见了，想必是都把我们当成土匪了。也难怪，几十天的激烈战斗和千里征途扑扑风尘，使我们都变成另一种模样，个个胡子拉茬，衣衫不整，腰间还都插着一支枪，的确不象好人。我们也顾不上那许多，你跑你的，我吃我的，吃完就走路。

八号，我们行军到谷城附近，正为如何过南河而发愁。恰巧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走在前面的罗少华便上前搭汕:“老乡，我们是国军十五军侦察队，要过南河，请你帮忙带个路。”这位农民打量了我们一下，便领着我们一口气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南河上的一个小渡口。当我们将一块银元塞进他衣兜时，他神秘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们是什么队伍。”然后他会意地笑了笑，转身走了。我的心猛地颤动了一下，难怪我们刚才一路走得竟那么顺利，原来是他领着我们专拣山间小路、甚至是没路的地方走，绕过了敌人的道道岗哨关卡。当我再次抬起头时，情不自禁地挥手向他道别，心里轻轻说道:“多么纯朴的老乡啊，谢谢你了。”其

他同志站在我身旁，目送着他消失在山径的尽头。

我们来到河边，只见对岸停泊着一只船，几个保安团的兵丁在岸上转悠着。罗少华上前一步大声喊道:“喂，把船划过来，我们要过河!”

一个歪戴帽子的家伙大概是个小头目，嘴里骂骂咧咧地问道:“***咋唬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十五军侦察队的，有紧急公务在身，快把我们渡过去。”罗少华答道。

“你少啰嗦，摸摸有几个脑袋，误了大事当心你的狗头!”我佯作发怒，冲着对岸放开了喉咙。

那家伙口气一下小多了，不一会，船靠了过来。当我们乘船抵达对岸时“歪帽子”带着团丁站在那里点头哈腰。我们装腔作势骂了几句，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出老远一回头，见那几个家伙还口喊“长官一路顺风”呢，有的同志不禁掩嘴笑了起来。

两天后，我们进入保康县境内。大约是中午十一时左右，我们来到一个两山夹峙的小村庄，准备在村公所休息弄饭吃。不知我们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被人告了密，做好的饭刚端上桌，就被二、三百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围上来，嘴里还喊着:“抓活的，不要让新四军跑了!”我一把推开热气腾腾的饭碗，大声命令:“敌人来了，撤!”警卫班的郭志斌同志大叫一声:“我来掩护!”端起枪跳到房外，倚着一堵断墙向敌射击。我带其余同志向南边山上猛跑，全然不顾头顶上如同蝗虫一般乱窜的子弹。郭志斌见我们冲出了包围圈，就边打边撤，不幸在村边中弹，负伤被俘。我们伏在山坡上目睹这情景，个个心如刀绞。有的同志要冲回去救出战友，我竭力劝阻住大家。同志们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硬拼无疑是以卵击石，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我压抑着悲痛的心情，领着大家迈着沉重的步伐，三步一回头地向前走着。

十二号晚上，我们行军来到南漳和荆门交界处的一个镇子，准备向老乡买些饭吃。

由于对周围情况不了解，为减小影响，我们特地选择了东头第一家。谁知门未敲开，屋里老乡隔着窗户便大声喊叫起来:“土匪来啦!土匪来啦!”这一喊可不得了，真是一呼百应，整个镇子到处一片“土匪来啦!”“强盗来啦!”的叫喊声，还杂夹着打锣敲面盆的声音。我大惊失色，急令大家不要打枪，快往后面山上撤。

等我们气喘吁吁刚上山，便见沿路的各村庄都闹了起来，许多村民一手提着大刀，一手举着火把向这边涌来，喧嚣声不绝于耳。吴树秀同志不禁骂道:“***，没想到这里敌人组织防范得这么严，真是见鬼。”情况表明，这一带敌人或是地方封建势力影响很大，把各村老百姓都组织起来了，这对我们行动非常不利，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区。我们忍着饥饿和疲劳，避开所有村镇，披星戴月，疾走一夜，在十三号拂晓又巧妙混过了有敌人哨兵防守的一座大桥，并于下午抵达荆门。

我们在荆门人地生疏，故弄了些食物草草填了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早已麻木得不知道饿的肚子，没作停留，继续前进。

越往前走，感到情况越复杂，敌人搜查也越紧。为此，当我们来到皮集南边的一个树林里时，我将沈副队长、马文英和耳朵缺一块的那位同志疏散回家。我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你们回去后先隐蔽起来，等将来我们打回来后再联系，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还给他们每人二块银元，嘱咐留着最困难的时候用。几位同志都哭了。是啊，大家都是朝夕相处、出生入死的战友。我们在树林边依依不舍地握手道别。

这样，我们剩下的四个人在树林里又躲了一天，于十五号夜里来到荆门东南约五十里的沈家集王亭岗，在罗少华的家中住下。体息了几天，由于外面风声很紧，到处在抓新四军的散兵伤兵，在罗家期间，我俩各买了一套衣服换上，又托罗少华一位在国民党乡政府当差的叔兄搞了几张通行证，把武器埋在牛棚的地底下藏好。一切准备就绪后，于二十二日踏上了去茅庙集的路途。

当我们步行来到四十里外的沙洋附近时，途中已被敌人的关卡哨所检查了不下四次。虽说每次都混过来了，但心里总是不踏实，路还远着呢，总是这样查下去，迟早要出问题。看来还需要想其他方法才行。

说来也巧，过汉水时我们正坐在堤坝上休息，只见远远一队国民党救济总署的汽车驶来停在江边，等待用大船运载渡过河。这时，从一辆美式十轮大卡上下来一个班长模样的家伙。罗少华和我嘀咕了几句，便凑上去问道;“老总，你们的车捎人吗?我们有点急事。”

那家伙打量了我们一下，反问一句;“干什么的?到哪里去?”

我一见有希望，连忙插上一句:“到长江埠去，一个亲戚重病危险了。”

“五块钱一个人。”这小子胃口不小。

我心里一喜，想:“只要肯带，甭说五块，十块也行。”但表面上还得故作为难地说:“老总，能不能少一点？“

“不行，少一个子也不行!”

我们如数付了钱。那家伙点了点，一把揣到兜里，用叼着香烟的嘴努了努:"你们到车厢里面躲起来，别张头探脑的，不然你们被查出来，老子也跟着倒霉。”

我们满口答应，一头钻进车蓬里。

过汉水后，汽车载着我们在大道上奔驰。我们几个人相对发出会心的微笑。是啊，敌人一道道岗哨、一个个关卡不断掩没在我们车后卷起的灰尘之中。那个国民党的班长也许正在为捞了点外块而得意洋洋呢，可他哪里会想到，他车上带的竟是几个解放军，其中一个还正是纵队的副司令哩。我们从车蓬布的缝隙处向外望去，不时见到东一伙，西一群手提长矛大刀的“红枪会”成员在到处游荡，搜查解放

军。我轻声骂了一句;“呸!你们搜吧，老子坐你们的车走喽。”当天傍晚，车到长江埠。第二天，我们雇了一只船，于下午太阳落山时来到茅庙集我军联络员周风池家中。周风池对我说:“这里风声紧，敌人贴着告示，说抓着李先念、陈少敏赏大洋十万;抓着周志坚赏大洋五万。活的没有，死的也行。看来此地不可久留。”

二十四号天没亮，周风池把我们送到附近山上的小草棚里藏起来。我叫他去汉口浦堂里李惠民处，那里也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想办法和武汉中共代表团三人小组取得联系。周风池走后，我又打发唐班长、吴树秀两位同志回家隐蔽，等待我军回来后再跟上队伍。当天周风池回来了。他说三人小组的邝林回话，要你们赶快去武汉。这样，我和罗少华、周风池三人经水路到汉口，于二十八日来到浦堂里十二号李惠民家。

李惠民先生是国民党平汉铁路局特派员。他的儿子李树仁是平汉铁路局的大队长，他当时才二十多岁，曾在国外留过学，有知识有水平，又长得仪表堂堂。长期以来，他本人和其父都是我党的统战对象，实际也是倾向我们的，在抗战期间曾多次掩护过我们不少同志，为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运送过医药物资，对鄂豫边区根据地的斗争和新四军五师的壮大作出了贡献。李树仁对我讲，听到你们和大部队失去联系后，邝林同志奉命多方寻找，得知你们平安抵达的消息很高兴，要你们按上级指示想法速去南京中共办事处。

汉口情况也很紧张，马路上警车成天呼啸，警察到处乱闯，一片白色恐怖。我们到达约一个星期后的一个夜晚，警察突然堵住浦堂里巷口，挨家挨户搜察。为应付敌人的查问，我临时改名李明。警察乌烟瘴气地将巷内搜查了一遍，唯独没进十二号。恐怕是因为李先生的影响和势力较大，在当地也很有身份，警察没敢贸然踏进李宅大门。我趴在窗口上听见一个家伙讲:“咦，怎么没搜到，难不成搞错了?”敌人有目的而来是无疑的，但是否冲着我们来就不得而知了。敌人走后，李家和我们都长长舒了一口气。

我们住了十来天，经过李树仁多方奔波，好不容易搞到两张去南京的船票。九月十号(即阴历八月十五)那天，我化名李明，和罗少华一道，带着李树仁搞来的国民党武汉铁路局运输大队排长的身份证，以出差为名，登上了开往南京的轮船。

船是国民党军队的差船，一只拖轮在前，拖着后面的木船。我们混在一大群国民党校、尉官之中坐在木船上。一路上只听见这帮家伙不是谈论某个人的风流艳事，就是胡诌十年内战时他们如何打红军等等，有时提到“蒋委员长”，这几个家伙还起立“啪”地一个立正，我见了直想笑:“什么委员长，老子恨不能一枪崩了他呢。”

老牛似的破船，在深黄色的江水里喘着气走了五天，总算到达南京。那些八年抗战躲到峨嵋山的国民党军官们拥着大箱小包的没个完，拼命抢着涌下船，一片混乱。

等这帮家伙走得差不多了，我才拎着唯一的提包走出码头。映入眼帘的是嘈杂纷乱的情景，吃喝叫卖的小贩，挥棒驱打乞丐的军警，满街奔跑的黄包车夫……我们从未到过南京，也不知去梅园如何走法。这里是国民党的老巢，特务密探多如牛毛，一不小心就有危险。为慎重考虑，我们先找了一家旅店住下，准备打听一下再说。

晚上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听到临床一位商人模样的人向店主人打听哪里不经检察就可以进城。店主人轻声说:“步行或是乘车进城都要搜查，坐三轮车却很少查。

前二天查出了几个新四军嫌疑分子，听说沉到长江里了……”后面声音小得听不清。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尽管有风险，我决定明天还是乘三轮车去闯一闯。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算清店钱，来到大街上，特地选择了一位五十岁上下、看上去很忠厚的车夫。坐上他的车后，我说了一句:“去新街口。”我没直接讲明目的地，觉得还是警惕些为好。

这是我有身以来第一次坐三轮车，看着骨瘦如柴的人力车夫在炎热的天气里拼命踏车，身上的汗水如同下雨一样。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一路上，目之所触，一片混乱:有挥棒维持秩序的军警，有呼啸而过发出令人心悸怪声的警车，有伸手满街讨乞的流浪者，也有牵着小洋狗悠闲溜达的官太太。看到的这一切就象一条粗大的鞭子无情地抽打着我的心，我真恨不能一巴掌把这个万恶的制度推翻掉。

幸运的是，我们乘坐的三轮车一路顺利地来到市区中心新街口，车夫擦了一把满脸的汗珠问:“新街口那家?”

“汉府街。”我依然未讲明目的地。

车头向东一转，继续行驶，不知怎么的，离汉府街越近，心跳的越历害。车走了约二十分钟，车夫又回头问:“这里就是汉府街了。你们到多少号?”

经过一路观察，我们确认车夫不是坏人所扮，终于从嘴里吐出了“梅园新村十七号”这几个字。

车夫一抬头，眼中闪烁出异样的光芒。他恍然大悟似地说:“噢—，知道了。好，这就到。”只见他猛踏几下，一转弯，来到一座不太大的青砖门前。我一抬头，只见门上赫然写着“梅园新村十七号”几个字。

此时，我的心不禁坪坪直跳。我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加倍付了车钱，然后，带着罗少华跨进了中共办事处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