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襄古道与当阳的前世今生

郭汉闵

湖北省当阳市。魏勇摄

年，中国人文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了一条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学界称为“胡焕庸线”，被誉为中国二十世纪地理最重要发现之一。这条神秘的线，其实是华夏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其实还有一条神秘的线。这条神秘的线不仅影响了无数王侯将相的人生轨迹，更是影响了北宋以前历代王朝的兴衰更迭。这条线就是荆襄古道。

洛阳古城

北宋以前，中国政治版图的重心在关中平原渭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伊洛河流域，政治中心始终在长安、洛阳之间徘徊。无论是周秦，还是汉唐，无不选择长安咸阳或洛阳作为帝都。历代帝王要一统华夏江山，必然要经营南方、掌控云贵川。而横亘在“胡焕庸线”上的诸多如秦岭、大巴山一样的崇山峻岭，无疑让雄心勃勃的帝王将相们望而却步，心生畏惧。他们只能另辟蹊径，选择一条没有山脉阻挡的直达南方的通道。于是荆襄古道便在华夏文明演化的历程中应运而生，脱颖而出。

西安古城

荆襄古道是古代从中原京都(西安、洛阳等)出发，向南经过襄阳，到达南方重镇荆州的道路，历史上称为夏路、周道、秦楚道、驰道、南北大道、南方驿道。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这条古道不仅是我国境内最重要的南北陆路通道，也是北宋以前历代王朝的生命线。这条古道正好处于我国第二级台阶与第三级台阶之间，是鄂西山脉、黄土高原与江汉平原、华北平原之间的分界线。与其说是中国历史选择了这条古道，还不如说是这条古道成就了北宋以前的历代王朝。

襄阳古城

如果说北宋以前的中国政治版图决定了荆襄古道的重要性，那么荆襄古道则决定了荆州在华夏文明演化史中的地缘格局。大树底下好乘凉。如果没有荆襄古道与荆州，当阳漫长的历史将会很寂寞，并且十分平庸。从地缘格局的角度而言，当阳一出身就含着金钥匙，注定不凡，不会庸碌无为。

当阳古城东门楼。牛军供图

在荆襄古道上发生的所有悲欢离合的故事，无一不对华夏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或显或潜的重要作用。

这条古道直接成就了南方的楚王朝。楚人本是北方中原地区的一个部落，与殷商王朝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周人灭商之后，楚人便踏上了南下之路。从历史文献记载的种种迹象来看，他们是从伊洛河流域开始南下的。在南阳盆地、汉水流域，楚人先祖鬻熊受到周成王的册封。之后，楚人没有沿汉水东下，而是继续南上。那时的江汉平原大部分地方还是一片泽国。楚人当时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沿着这条古道南行。

南阳盆地

在沮漳河流域，他们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开始了他们开疆拓土的如日中天时期。“江汉沮漳，楚之望也。”楚国最为辉煌的岁月，是在沮漳河流域度过的。楚国在南方的崛起，让中原地区的诸候有些猝不及防，心理也有些不平衡。当楚庄王问鼎中原、饮马黄河并与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并称“春秋五霸”的时候，北方诸候打量楚国的时候已不再是平视了。楚人给北方诸候上了生动一课：南方很重要。

沮漳河流域。周新仕摄

楚人在沮漳河流域打的第一场战争就是收服权国。权国是周王朝在南方的一个分封国。权国管辖范围包括了现今的荆门、当阳、沙洋全境，以及宜城、钟祥、远安等部分地区。楚人要在沮漳河流域立足，自然容不下权国和其他的分封诸候国。周桓王十六年也就是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年)，楚武王熊通发动了“速杞之战”(今湖北随州)。作为战役的一部分，世传二十二代君主的子姓权国也同时烟消云散。战争的异常顺利并没有给楚武王带来多少喜悦。周王朝两个分封国一夜之间的溃败消亡，让他看到了分封制的种种弊端。楚武王将权国之境设置为县，派了个叫斗缗的大臣前往权地替他管辖。楚武王的这一创新之举，无意中竟开了华夏县制的先河：权县史称中华第一县，斗缗史称华夏第一县令。

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保护碑。王奥摄

楚武王设置的权县，也就是当阳县的前身，为以后秦王朝设置当阳县埋下了伏笔。当然，对于中华第一县，我国学界向有息县与权县之争。但不管怎么说，沮漳河流域是华夏文明演化进程中最早实行县制的先行地。这个中华第一县——权县出现在沮漳河流域，其实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中华县制，始于楚，成于秦。在秦之前，楚国实行的县制已陆续在北方秦晋、齐鲁、燕赵、魏韩各国推广，遍地开花。周王朝对地方的这种粗放式、松散式的治理，放任王室成员的做法，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中原地区的各国，不可能出现对周王朝的质疑之声。只有南方的楚人才敢挑战周天子的天威。这些分封诸候，远离洛阳，在富庶的南方过惯了舒服的日子，早已没有了进取之心，怎么可能是强悍楚人的对手？

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周新仕摄

楚国是我国古代历时最长的一个古国。从公元前年楚武王即位，到公元前年郢都失陷，楚国的八百年历史，沮漳河流域占了年。强悍的楚人，为这块地方的山山水水打上了鲜明的部落色彩。从此，北方人称这块地方为楚地、荆楚。公元前年，郢都被秦人攻陷后，楚人开始了东迁。离开了这条荆襄古道，楚人离覆灭之日就不远了。

如果说楚人兴于荆襄古道，那么周人则亡于这条荆襄古道。周公东征之后，周王朝基本控制了北方，并定都于洛阳。在经历成康之治后，周王朝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成康盛世”。周天子拥有天下最多的部队，拥有14个师人的兵力。

汉水

尽管如此，南方荆楚之地始终对周王朝若即若离，楚国更是屡屡挑战周王朝的天威。楚国其实并不是周的分封国。羽翼丰满的楚人，一直让周昭王坐卧不宁。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周昭王有过三次南征。在最后一次南征中，周天子的6个师全军覆灭，周昭王本人也溺死于汉水。从此，周人再也不敢南上了。昭王南征荆楚的失败，是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也是楚国强大到足以与周王朝抗衡的标志。从此周人的国运一路走低。到了东周时期，周天子几乎就名存实亡了。这时，各地诸侯纷纷崛起，春秋争霸开始了。这一历史更替，荆襄古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荆山山脉

春秋争霸的结果，是秦国一统华夏江山。秦人走了一条与周人不同的路：先南征，收服巴蜀地区，最后再东征。南方的富庶让久居贫瘠之地的秦人受到了刺激。在北方的六雄中，最早认识到南方的重要性的是秦国。中国历史选择秦人是对的。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年），秦将白起率军沿荆襄古道南下伐楚，占领了江汉平原，并在楚地设置南郡。秦国设置的南郡管辖范围很广阔，跟后来的荆州一样包括了现今的湖北、湖南、重庆、贵州。

南郡一隅

在南征北战的岁月中，秦人跟楚人一样也深刻认识到了分封制的脆弱性。要建立高度集权的中央，分封制已行不通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郡县制的时代就到来了。秦始皇在全国共设了三十六郡，郡下辖县，郡守与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郡县制是中国官僚政治取代血缘政治的标志。与郡县制相配套的，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车同轨，就是修筑从首都咸阳到全国各地的驰道，也就是国道。从荆襄古道在秦时称为驰道来看，从咸阳至南郡的这条古道，车可以行驶，马可以奔跑，面貌已今非昔比。秦人沿着这条古道越过长江，直抵西江流域，将南岭以南的两广地区一并纳入了华夏版图。

秦铜车马

秦国既然在南方设置了南郡，那么南郡下就应该相应设县。由于秦国是个短命的王朝，再加之史料的欠缺，后人一直对秦国设县的具体情况感到陌生。从秦国对南郡的重视程度来看，南郡之下设县才是正常的。秦末西楚霸王项羽手下有一个大将叫英布，英布有两个荣誉称呼：一是当阳君，一是九江王。英布被封为当阳君，其实是在暗示我们：秦始皇在灭楚后不久就在南郡设置了当阳县。当然，秦国设置的当阳县，并非今日之当阳，而是荆山以南的一片广阔地域，包括了现今的荆门、沙洋、当阳全境，以及宜城、钟祥的部分地区。当阳不仅是中华第一县，也是中央王朝最早一批设立县制的地方。如果没有荆襄古道，没有秦人与楚人的多次对峙，荆山以南的这片广阔地域就不会进入秦国的视野。

荆门原野

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了因果律。从秦人灭楚到楚人灭秦短短几十年，中国历史进行了一次轮回。秦国之所以短命，原因是多方面的。秦人没有占据道德制高点，失去民心，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西楚霸王项羽之所以能号令诸候反秦，是因为其背后有一个楚怀王。占据咸阳之后，项羽并没有自立为帝，是因为其背后站着楚怀王。项羽仿照周人论功行赏，分封诸侯，也还是打着楚怀王的旗号。项羽本为楚国名将项燕之后，因此他对楚国有着深厚的感情。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其实是在向先祖致敬。刘邦也是楚人之后，最早起义的陈胜吴广也是楚人之后。陈胜吴广打的旗号就是“大楚兴，陈胜王”。如果说没有楚人早年在沮漳河流域的雄图霸业，没有那条荆襄古道，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中国的历史可能将重写。

咸阳

到了汉朝，荆襄古道改称南北大道，是两个京城（长安、洛阳)直通南方的大道，跃居为雄踞天下之中通衢。汉人虽然灭了秦，但仍然全盘继承了秦人的政治遗产：华夏一统江山，中央高度集权，郡县制。这个由南方楚人建立的政权，对南方的重视程度远超前朝。在汉朝，南郡仍然还是南郡，但当阳县却变成了江陵县。荆山之南这片向阳之地的重要性下降了，濒临长江的江陵位置的重要性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荆州古城墙

汉朝最初的王侯将相们目光盯着的是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平原，云贵川地区。正是因为如此，西汉初年汉王朝曾在荆州城封有两代临江王。整个汉王朝，荆襄古道相对平静。太阳从云梦泽中升上来，又从荆山上落下去。守护这方土地的老百姓，过着简单得分不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日子。但这种平静而简单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汉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年），当阳重新恢复县的建制，管辖范围仍是秦时当阳县的辖地。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当阳设县之始。荆山之南的这片向阳之地，再一次因荆襄古道而受到中央王朝的青睐与重视。此后，当阳县制地位再没有动摇过，一直稳如背靠的荆山。当阳之名基本也没有变过，一直沿用到今天。

荆州古城门

到了东汉末年，刘汉王朝的好日子已走到了尽头。各地诸侯割据，群雄并起，但最后的主场却只剩下了魏、蜀、吴三家。三家之主都想做华夏江山的主人，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上了荆州。平静了几百年的荆襄古道与荆州城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荆山之南的这片向阳之地迎来了她的三国时代。让当阳蜚声海内外的，是发生在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年）的长坂之战。如果说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那么长坂之战则加速了三国鼎立的进程。当阳再一次因荆襄古道与荆州城而走进华夏文明演化的历史进程。

当阳长坂坡。魏勇摄

“得荆州者得天下。”当阳之所以发生曹刘的长坂之战，以及有着诸多三国遗迹，其实是荆州城的溢出效应。刘备在荆襄古道三顾茅庐时，诸葛亮讲过一段话：“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往东可连吴会（吴郡、会稽郡，代指东吴），西通巴、蜀”，说的就是荆州在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的重要性。魏、蜀、吴三家想做华夏江山的主人，就必须首先占据荆州。在东汉十三个州中，荆州是唯一被魏蜀吴分别占领过的州。横槊赋诗的曹操之所以沿荆襄古道南下追赶刘军，就是为了阻止刘备夺取荆州。这是由当时的中国地缘政治格局所决定的。当阳之所以成为三国胜地，也是由当时的中国地缘政治格局所决定的。

建康(今南京)古城墙

接下来的两晋、南北朝，仍然是乱世，战争的硝烟一直弥漫在荆襄古道和荆州城的上空。西晋也是个短命的王朝，共历4帝51年。到了东晋时期，中国已是南北分治的局面。到了东晋时期，荆州城成为当时中国南方仅次于建康(今南京)的第二政治中心。由西晋皇族司马睿南迁后建立起来的东晋王朝，一直试图收服北方，数次在荆州出发，沿荆襄古道北上讨伐占领洛阳的西魏。但除了桓温与最后篡晋的刘裕北伐有一定建树之外，其余均以失败而告终。

荆州老街

元熙二年(年)，宋公刘裕废除晋恭帝，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荆州在南朝政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南朝的政局。从某种角度而言，荆州就是南朝撬动中国的一个支点。这一时期，先后有晋安帝、齐和帝，梁孝元帝短期移都于荆州。在整个南朝，凡有野心的人都盯着荆州。可惜荆州并没有帝王之资，天生只能做陪都的角色，命中注定只能做南朝北伐的基地。在荆州试图称霸的人很多，但真正成功的人很少。占据荆州图谋霸业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成功的仅有萧衍一人。

当阳老街。牛军供图

似乎只有在乱世，荆州的价值才能完美体现出来。当阳是荆州的近水楼台。荆州城出风头，自然少不了当阳的份。正是因为荆州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在此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人很多。清乾隆版《当阳县志》记载了8个在当阳封候的人物，其中汉朝一个，另外7个均为两晋南北朝时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有着“杜武库”之称的杜预。荆州的价值决定了当阳位置的重要性。当阳是个值得封候、荫佑子孙的地方。

当阳玉泉寺鸟瞰

隋唐以后，当阳再无封候之人。在隋唐时期，荆襄古道仍然是车水马龙，史称大唐“第二驿道”。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条古道上多了些僧侣的身影。这些表情肃穆的僧侣，有的是到荆州当阳玉泉寺修行的，有的是到北方两京地区弘扬佛法的。他们身披的袈裟，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隋唐时期的玉泉寺，因为智者大师、神秀而名声远播，已成为各地佛教信众的朝圣地。

玉泉寺概览。张智明摄

隋唐时期的荆襄古道，从某种程度而言已是一条佛教传播之路。最初在玉泉山中结草为庵的普净和尚，本就是北方人。早在东汉建安年间，普净就沿着荆襄古道南下，将佛教的种子带到了南方荆州。玉泉寺后来成为中国佛教天台宗祖庭之一、禅宗北宗祖庭，并被誉为“天下四绝”、“荆楚丛林之冠”，固然与智者大师、神秀的国师地位有关，但普净开创的基业也功不可没。在隋唐时期，玉泉寺的名声远超当阳的名声。北方两京地区的达官贵人大多知道南方有个玉泉寺，但并不一定知道有一个当阳县。玉泉寺因荆襄古道而盛，当阳则因玉泉寺而荣。正是因为玉泉寺的影响太大，当阳县衙要处理的宗教事务太繁重，才引发了后来当阳县城的西迁。

荆山余脉当阳枣林。周新仕摄

北宋以后，中国政治版图重心逐渐东移。到了蒙元王朝，中华大地的政治中心最终东移到北京。这一政治地缘格局的变化，带来的是荆州城的日渐衰落，荆襄古道的冷落萧条。荆襄古道已只剩下区域性交通物流的功能了，对中央王朝政局的影响已微乎其微。与之相对应的，是武昌城的崛起。如果三国之争发生在大明王朝，肯定不会再有荆州之争。荆州城的衰落，荆襄古道的萧条，标志着当阳的风光日子不多了。

当阳沮漳平原鸟瞰。周新仕摄

不管地缘格局如何变化，在荆襄古道旁看惯历史烟云的当阳百姓日子总还得继续过下去。历史总是低估底层百姓在艰难困苦中的定力与韧劲。这片荆山之南的向阳之地，仍然充满人间烟火，当阳蜕变的故事仍在发生。春天刚到，当阳人就开始想念夏天的味道了。

作者：郭汉闵

作者简介：郭汉闵，男，现年58岁，年7月毕业于原宜昌师专中文科，曾从事教育、新闻、政研等工作，现在当阳市政协机关工作。有专著《隐形的南方》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