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漳河华夏县制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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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汉闵

公元前年，也就是周桓王十六年、楚武王三十八年，楚武王熊通发动了攻打随国(今湖北随州)的“速杞之战”。作为整个战役的一部分，处处沮漳河流域、世传二十二代君主的子姓权国也一夜之间销声永远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这场发生在南方江汉平原的战争，因其规模有限，后世记住的并不多，远远算不上经典战役。可就是这场规模有限的战争，却对华夏文明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相比“速杞之战”，“武王克权”事件更具有影响力。这场战争之后，一种全新的地方行政组织——县制，开始在南方肥沃的土地上萌芽。可以说，这场战争既是中国分封制、世袭制走向衰亡的标志，同时也象征一个历史新纪元——郡县制的开端。

据历史文献记载，古权国是商朝国王武丁的后裔建立的小诸侯国，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方国，国君为子姓。商朝亡国后，权国归顺周朝，成为周王朝在南方江汉平原的分封国，并奉命镇守南疆。权国所辖范围包括现今的荆门、当阳、沙洋全境，以及宜城、钟祥、远安部分地区，其核心地带在沮漳河流域。权国都城位置一直存有争议，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权国都城位于沙洋县马良镇汉江与竹皮河交汇处附近，但欠缺考古成果的实证。

发动速杞之战的时候，楚国的国都还在南阳盆地的丹水流域。自楚先王熊绎被周成王室封子男之田时候起，楚王室就一直不安心蜗居丹阳一域，有南下开疆拓土的图谋。随着周王室的日益衰落，楚王室雄踞江汉的霸业开始付诸具体行动。发动速杞之战，是楚王室向汉水以北诸分封国（史称汉阳诸姬）发出的明确信号；灭掉权国，则是在为南下迁都郢城作准备。

这场战争的异常顺利并没有给楚武王带来多少喜悦。相反，周王朝两个分封国一夜之间的轰然倒塌，让楚武王看到了周王朝分封制的种种弊端。血缘、恩赐、世袭制，并不一定能带来王公贵族对王室的绝对忠诚，也并不意味着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相反，那些偏安一隅的王公贵族，一旦既得利益受到损害，还有可能对中央王朝的权力发起挑战。在楚武王看来，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分封制、世袭制，其脆弱性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世袭制只能削弱中央王室的权力。这种对一个地方粗放式、松散式的的治理，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楚国的雄图霸业，不能建立在依靠血缘基础之上的分封制、世袭制。对楚武王而言，占领收服一个没有丝毫反抗力的子姓国无疑是轻松的，而如何管理一个靠近国都的子姓国，并让这块土地上的百姓臣服，确保新国都的安全，才是艰巨而沉重的。楚王室要雄踞江汉，饮马黄河，问鼎天下，必须另辟蹊径，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好在沮漳河流域、汉水流域还是一块处女地、一张白纸，可任由楚人描绘迵异于北方的政治新蓝图。

关于权国的灭亡，楚武王在权国设立权县，《左传·庄公十八年》有比较详尽的记载：“楚武王克权，使斗缗（mín）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楚武王在沮漳河流域设立权县之后并没有立即任命官员进行管辖，而是在“武王克权”二十八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年，才派遣了一个叫斗缗的大臣前往权地担任地方长官代替楚王室进行管辖。那时楚国的都城已南迁至沮漳河流域的郢城。权县之“县”，最初写做“悬”，意思是悬于国都之外。在春秋战国时期，“县”与“悬”实为一字，“县”即“悬”，“悬”也就是“县”。汉以后来，“悬”才从“县”脱离出来，成为单独使用的汉字。而权县正好悬于郢城之外，是楚国与庸国、邓国、罗国、郧国等汉阳诸姬之间的重要屏障。改权国为权县，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与分封制相比，县制的最大优势在于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分权的控制力度。楚武王在夺取权国之后，并没有将权国分封给楚国的王室贵族，不再沿袭使用分封制、世袭制，而是安排一个叫斗缗的大臣前往权地管辖，意图十分明确：压制楚国王室贵族的权限，维护楚王室的中央集权。楚武王的这一举措，无意中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郡县制的先河，权县也因此成为华夏有史以来中国第一县，而斗缗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首位县长（那时叫“县尹”）。

当然，楚武王的惊天之举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位中国历史上的首位县令斗缗，在尝到权力的种种好处之后，开始野心膨胀了，渐生反叛之心，后来联合原权国的贵族和国人叛楚，结果被楚军迅速剿灭了。在平息斗缗的叛乱之后，楚武王为了防止故权国贵族和遗民再行反叛之举，将其迁往早先被灭的冉国之境，史称那处（今湖北荆门境内），改命楚国贵族大夫阎敖为那处尹。后来，权国王族后裔以及国人皆以故国名或居地名为姓氏，成为最早的权氏、那氏等。这是题外话。

在设立权县之后，楚国每灭一子姓国，便把该国的贵族迁到楚国的后方严加监管，并对该国的故地设县，由楚王室直接任命官员进行管理。这是楚国在南方迅速崛起、并一举跻身为春秋战国时期最大诸侯国的重要原因。

一直以来，对于华夏“第一县”，我国史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华夏“第一县”是楚武王攻灭权国后设立的权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浩在《楚灭国考》一书中，认为“那处”才是华夏第一县。近几十年以来，华夏第一县又有了权县和息县之称。息县位于中原腹地南侧，千里淮河上游，信阳市东北部，有“不息之壤”之称。息国是西周到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其疆域位于今河南信阳市息县一带。大约在公元前年前后，楚国为开疆拓土，北上吞并息国，并在该地设立息县这一建制。从时间上看，息县的设立比权县晚了二十二年。息县之所以有华夏第一县之称，主要是因为息县自设县以来名称及其管辖范围一直没有变动过，而权县这一名称在秦统一中国之后便永远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权县建制的继承者当阳县其辖地也一直不断变化，直到唐朝才相对稳定。西晋时期从当阳划分出去的荆门县，名称也一直在发生变化，曾先后有编县、鄀县、长林县等多种名称。而在权县故都废墟上建立的沙洋县，还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事。无论是从建制时间看，还是从“县”字最初的本意来看，权县是真正意义上的华夏第一县，至今已走过了多年的漫长历史岁月。

楚国设立县制的成功经验，很快传到北方，被晋国、齐国等诸侯国所竞相效仿复制，为后来的秦王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埋下了伏笔。没有楚国开创县制的先河，也就没有县制在北方黄河流域遍地开花的生动局面。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在全境推行“郡县制”的秦朝，也并非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曾出现过应否置郡县的多次争论。当时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大臣都主张实行分封制，授各地贵族予世袭的诸侯名份，惟独没有秦王室血统、身为廷尉的李斯力排众议，主张实行郡县制，并得到秦始皇的采纳。秦代共设三十六郡，每郡有守（相当于省长）、尉（相当于防区司令）和监（相当于监察专员）各一，郡下辖县，郡（守）与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郡县制自此成为日后各朝地方政制的基础。

权县的设立，是中国由贵族封建制度走向封建专制制度的开端，标志着中国官僚政治开始取代血缘政治。沮漳河流域成为华夏县制的源头，是由多种因素交织促成的，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分封制、世袭制，其对中央王朝集权形成的肘掣、构成的挑战已日益显现，已走到了陌路。楚武王在沮漳河流域设立权县、开创华夏县制先河，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符合有几千年中央集权统治的华夏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楚武王自立为王之时，正逢西周覆灭、周王室刚从“二王并立”的内耗中走出不久，处于极度虚弱状态。周王室虽日益衰落，但影响力犹在。在中原地区的各诸候国，不可能出现对周王朝的质疑之声，更不敢对周王室的权威发起挑战。只有在远离周王朝的偏远地区，才具备挑战周王朝权威的条件。南方的楚人本就一直有“不服周”的传统，也只有南方的楚人才敢挑战北方周天子的天威。当然，如果楚国的君主是个平庸之辈，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沿袭了几千年的分封制、世袭制的这一根深蒂固的铁幕上撕开一道口子。可楚武王偏偏不是平庸之辈，敢作敢为，杀伐果断，不走寻常路，不仅杀其兄自立为君，也敢挑战周天子的天威。楚武王给楚国留下了安宁而富庶的江汉平原，以及一套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楚国由此走向强盛。当然，中兴时期的楚国，虽然王公贵族势力强大，但向心力较强，举族思进图强，楚武王在楚王室具有一言九鼎的威望。这也是楚武王能顺利推进县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沮漳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华夏县制的源头，是因为有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人物，以及合适的环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选择了南方鄂西地区的沮漳河。

让楚武王始料未及的是，他开创县制的创新之举，后来深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走向，并一直沿用至今。

作者：郭汉闵

作者简介：郭汉闵，男，现年59岁，年7月毕业于原宜昌师专中文科，曾从事教育、新闻、政研等工作，现在当阳市政协机关工作。有专著《隐形的南方》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