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人口南迁的原因是什么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迁徙的高峰时期之一，也是历史上北方居民大量南迁的髙峰时期之一。这次移民，对于南方居民生活来说，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它迅速地改变了南方的居民构成，也改变了南方居民的生活方式。这次移民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既是生态环境变迁的结果，又严重的影响到南方生态环境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在这里专门予以介绍。移民的原因与经过一、汉末至三国期间移民。北方居民南移，起源于战乱。东汉到初平元年年，关东州郡起兴讨伐董卓，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从此中原陷入战乱。从东汉初平元年至魏正元二年（年）六十余年间，北方居民有五次大的南迁行动，先后有数十万北方中原、关中、山东等地的居民分别迁入湖北江陵的荆州、汉中、四川和长江下游平原。但这些移民，有的不久又回迁，有的中途死亡，“真正成为移民的是迁入江南和四川盆地的那些人，由于蜀、吴相继建国，并分别延续了年和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因此而定居。”二、西晋时期移民。西晋元康七年至光熙元年—年期间，由于战乱、疾病、灾荒，北方关中居民开始南迁至蜀中、南阳等地。在公元—年期间发生了著名的永嘉南渡移民事件。当时匈奴人刘翻起兵攻打并最后消灭了西晋。在此战乱期间，北方也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媳灾。北方居民为了逃避战乱和灾荒，纷纷逃亡南方。其中包括晋朝的残余部分，包括晋朝的宗室贵族、文武大臣、北方的世家豪族。这一期间，还因战乱，在巴蜀发生了居民移居荆湘的事件。《晋书地理志》：“时蜀乱，又割南郡之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别立丰都，合四县置成都郡，为成都王颖园，居华容县。憨帝建兴中，并还南郡，并并丰都于监利。”当时设置的“成都郡”，大致相当今湖北荆州市沙市、潜江、仙桃、嘉鱼、洪湖、监利间地。三、东晋移民。东晋成帝太宁三年至永和五年—年期间，北方战乱不断，先有石勒的后赵政权对中原的进攻，后有东晋官员镇守历阳今安徽和县）的苏峻和驻防寿春的祖约起兵叛乱，引起淮北的居民渡淮南迁，遂导致江北居民渡江南移。东晋永和六年至咸安二年—年期间，北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爆发混战，至永和七年，“盗贼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青、雍、幽、荆徙户及诸氏、宪、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引发了中原地区居民大量南迁。而关中地区也战乱不息，秦、雍流民也大量南迁汉中、四川或顺汉水而下，迁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其间，东晋于永和三年年灭成汉，也在蜀地和汉水流域设置了若千侨州郡县吸引安置秦雍人民。东晋宁康元年至南朝宋永初二年—年期间，北方各国之间的混战、东晋与北方政权前秦、后秦之间的战争，又引发了北方居民南迁。其中，中原地区的居民多南迁至芜湖平原、汉水流域和巴蜀地区。南迁的人口还包括测水之战俘虏的前秦的军人。当时俘虔人数甚多，一部分赏给将士为奴隶，一部分配入官方“作部”（工场服劳役。后来遣散设县安置。太元十四年，“诏淮南所获俘虔付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赐百日廪，其没为军赏者悉赎出之，以襄阳、淮南饶沃地各立一县以居之。”四、刘宋移民。宋永初三年至泰始五年—年期间，中国处于北方各国混战与南北交战的战乱时期，许多北方居民为逃亡谋生，南迁至巴蜀、汉水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带。期间北燕主宗室冯业，于元嘉十三年年），率人航海归宋，被安置在新会今广东新会市北，“世为牧守”。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融合，对于幵发岭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这一阶段南迁的人口有青徐豪族，他们以后成为萧道成的军事基础，在宋齐之际的政治斗争和萧齐的创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宋泰始六年年后的移民。至此，南北对峙已历多年，北方的政治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北方百姓多已安于当地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泰始六年后，已经很少有大规模的北方居民南迁了，只是某些因政治斗争失败、逃避惩处的人员投奔南方，还有边境地区的灾民南迁。另外，当南朝在军事上获得重大胜利时，还会强制一些北方人迁入南方。相反，因各种原因北迁的人口却大为增加，其中一部分还是南方的世族、士人、文武官员。移民人口数量及其分布一、南迁人口数量对于这个问题，历史文献中没有留下准确的记载，只能靠现代学者研究。据谭其骧研究，仅晋永嘉（—年）至刘宋初（年）一百年间，南迁居民即达九十万。他说：“若即以侨州、郡、县之户口数当南渡人口之约数，贝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气这个数字为多数学者所从，但这个数字是“以侨州、郡、县之户口数当南渡人口之约数”得出的，不是对原来南迁人口记载的数字，葛剑雄认为，第一，“《宋书州郡志》所载的户口数大致是大明八年年的户籍，离永嘉时已有一百多年。这些侨州、郡、县的户口即包括历年来的移民，也含有这些移民定居后繁衍的后代。但是因为早期的移民，尤其是永嘉时的移民在总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可以肯定，真正的或第一代移民比这个数字要小得多。”第二，当时的户口登记数字不实，大大低于实际数字。据此，“我们作一个保守的估计：到宋大明年间，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总数至少应是户口数的一倍有余，即万左右。”再次，正如谭先生已经指出的，没有设置侨州、郡、县的地区不等于就没有移民。这一点前文已专门作过论证。但在估计移民数量时，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因此大明时的移民及其后裔数还应更多，万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下限。关于南迁人口所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问题，学者们也多所论列。据谭其骧计算，“若即以侨州、郡、县之户口数当南渡人口乏约数，则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境人口约共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西晋时北方诸州及徐之淮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晋书地理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则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强。换言之，即晋永嘉之丧乱，致北方平均凡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南土；迁徙之结果，遂使南朝所辖之疆域内，其民六之五为本土旧民，六之一为北方侨民是也。”这个比例，也为多数学者信从。但是，这种算法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所据的移民户口数，是历时一百多年的数字，而宋代的人口数字却是当时的数字，它们不是处于同一代的人的数字。要科学地计算比例，就要依据同一代人中移民与全部人口的数字。南迁人口百年间累积万，若以年为一世，那么，在同一个时代内南迁人口为四十五万。刘宋初年全国居民有五百多万，那么，移民约占总人口的分之一强。但这个比例也是很大的。二、关于移民的来源与南迁后的分布谭其键说：“南渡人户中以侨在江苏者为最多，约二十六万；山东约二一万，安徽约十七万，次之；四川约十万，湖北约六万，陕西约五万，河南约三万，又次之；江西湖南各一万余，最少。以是足知此次民族播徙，其主要目的地乃在江域下游，而与中上游之关系较浅。至中上游之开发，则犹有待于唐、宋、元、明之世。”《宋书州郡志》中明确载为晋末以北方流人所置的侨郡、县有：荆州南义阳郡治今湖南安乡县西南，“晋末以义阳治今河南新野县流民侨立”；汝南县，“晋末汝南郡治今河南息县民流寓夏口今湖北武汉市东南，因立为汝南县”。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康氏是西域康居移民，西晋时从晚西迁人。永初中，康穆率乡族三千余家南迁襄阳岘山以南，宋为此专门设置了华山郡蓝田县，寄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康氏相继任华山太守。毫无疑义，大量移民的南迁，增大了南方的人口数量，带来了北方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方原来的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