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早期黄金与黄金货币问题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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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黄金网

　　黄金具有美丽的光泽和优越的性能，是古代中国很早认识和利用的金属之一，其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在我国史前、商朝和西周时期，黄金仅用作贵族的饰品或部族的祭祀用品。战国末期，最早的黄金货币楚金版出现在楚国。西汉时期的马蹏金、麟趾金，基本功用应系祭祀而非货币，西汉史料中记载的黄金，大部分是使用黄金衡量的价值尺度，实际支付时可以是铜钱或爵位等，当时并不存在巨量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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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右）参与中国黄金报社《黄金思享家》直播活动录制，讲述中国钱币发展史

　　黄金，由于其特有的色泽与优越的物理性能，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受到人们普遍 　　鼻饮和金耳环

　　金或称黄金，由于其特有的化学稳定性，常以单质（游离态金属）存在于自然界；又因其美丽的光泽，成为人们很早认识和使用的金属。由于它本身美观珍贵、耐腐蚀且具有很好的延展性，易于加工，所以自古以来便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神圣尊贵的物品。就现有考古出土来看，我国古代最早的金器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夏王朝时期，主要为人体装饰品。例如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墓地（碳十四年代距今年）出土有金耳环和鼻饮；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碳十四年代距今至年）出土有金耳环。至商代，黄金出土渐多，但绝大多数也系装饰品，抑或为祭祀用品。

　　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就出土有较多的黄金制品，如安阳大司空村一座商墓的车马坑中，在舆的中间发现有3片重叠在一起的圆形金片饰，直径12厘米；安阳梅园庄殷代车马坑中舆内发现有金箔。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不仅出土金器数量多，而且形制别致，特别是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虎形饰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面具、金带、太阳神鸟金饰等都很有可能为祭祀用品。

　　至西周，黄金的使用有所增多，但仍然主要是贵族用的饰品抑或祭祀用器。西周正式发掘的墓葬中，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有12件黄金带饰；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西周早期墓出土有金耳环、金臂钏；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7号墓一次就出土金器48件。纵观考古出土实物，在我国史前、商朝和西周时期，黄金仅用作贵族的饰品或部族的祭祀用品。换言之，贵族之装饰和祭祀用器是早期黄金之用途所在。

　　楚金版的年代及铸造方法

　　我国古代最早把黄金用作货币的是战国时期的楚国。楚国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黄金货币，各家观点不尽相同：王国维先生推断“殆楚继寿春后”，意即楚国定都寿春后即战国晚期；加藤繁先生认为“大约在战国末期五六十年间”；王毓铨先生则认为应该要早于这一时间，“至于早到何时，现在还无法定”；彭信威先生认为楚金版的开铸“似乎是战国时迁都以后所铸的”；朱活先生则认为“可能不会迟于春秋晚期”；黄锡全先生认为“可能主要铸行于战国中期以后，或者说楚迁都陈以后”。

　　根据多年的考查研究，我们赞同王国维、加藤繁先生关于楚金版铸造于战国末期的说法，具体而言，当是楚迁都寿春之后所铸，王毓铨、朱活先生之说难以成立。理由如下。

　　其一，大量的出土资料证实，绝大多数楚金版出土于安徽寿县及周边地区。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省发现楚金版数量最多，约占全国总重量的三分之二，安徽又以寿县为最多，其重量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三。寿县即古代的寿春，为楚国最后都城之所在。《史记·楚世家》载，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楚王负刍五年（公元前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寿春作为楚国都城，历时十九年，自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楚国灭亡，这个时间是非常明确的。

　　其二，就目前资料来看，楚金版上的铭文与铸造地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经过业内同仁的长期研究，现在基本可以确认“陈称”金版当铸造于陈城即河南淮阳。郢称的铸造地当为楚国都城郢，即寿春。可考证的淮阳、寿春、舒城等地，总体来说皆在楚国东迁之后的版图内。公元前年，白起从南阳南下攻楚，破鄢、郢，楚国西部疆域丧失殆尽，楚顷襄王将都城迁至陈，原来的楚东部疆域成为了楚国的主要疆土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所在。鉴于现有楚金版上发现的地点基本都位于楚国东迁之后，未发现原楚国腹地的地名，所以上述楚金版应铸造、使用于楚国东迁之后，或为因在强秦征讨挤压的特殊背景下，楚国贵族使用之物。

　　由于陈称金版不可能是楚都陈城时铸造的，所以存在楚都陈城前后铸造的两种可能，但由于已经分析了楚金版当铸造、使用于楚国东迁之后，所以陈称只能铸造于楚都寿春后。

　　又由于在山东费县，安徽寿县、凤台、临泉，陕西咸阳，河南襄阳、扶沟等发现陈称的地区，都出土过郢称，有几处陈称与郢称同出，说明它们是同时流通的，也即郢称的铸造时间大体应当与陈称是一致的，所以郢称的铸造时间也应当是楚都寿春之后。

　　其三，江苏、河南、湖北等地没有早于战国晚期的楚金版出土。楚金版虽然发现数量不少，但出土于年代明确的墓葬或窖藏者很少，仅有如下几例：一是江苏盱眙的楚金版与汉代文物一起出土；二是河南襄城县楚金版出土于战国晚期遗址；三是湖北省两处出土楚金版的墓葬，一为秦墓，一为汉墓。鉴于埋藏时代明确的楚金版没有早于战国晚期的，结合上述两条之论述，我们认为已经可以进一步明确楚金版的铸造当在战国晚期。

　　再者，针对楚金版在战国晚期的大量出现，已有研究者提出观点认为“郢称金币并不是楚国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经济危机的产物”，我们认为此说是有道理的。秦灭郢都后，楚国不仅丧失了大片领土，而且手工业受到巨大打击，大批工匠被秦国掳掠，导致楚国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同时，由于秦国还占据了江南洞庭湖等广大地区，致使楚国多条商路中断。

　　楚金版，重克，长71毫米，宽61.5毫米，极美品。楚金版为战国时期楚国铸造的黄金货币，成色极佳，上钤有方形或圆形印数枚，多为楚国地名。如此块金版保存完好者非常罕见

　　楚国为了维系国家经济、筹措经费，短时间内大量铸造楚金版发展内外贸易以增强实力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楚金版才会在战国末期短时间内大量出现。

　　除铸行时间外，楚金版的制造工艺也一直颇受学界的 　　做过范铸工艺模拟实验研究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越是平面素模，翻范时就越不好脱模，因为吸力大，而带纹饰的面反而较容易脱模，且越是纹饰饱满越好脱模。古代铜镜中，纹饰较简单的唐代铜镜上经常见到“抹面”的痕迹，而同时期纹饰饱满的海兽葡萄镜等却无此类现象，就是因为翻范脱模时空白处易造成黏结损坏，脱模后不得不进行修范处理造成的。这种现象在秦汉筒瓦上也经常能看到。秦汉时期的泥质筒瓦中，无纹饰的里侧经常见到布纹，就是在模制过程中为便于脱模而填以织物留下的，否则，若是作为纹饰就不应该做在里侧，而应在外侧。楚金版背面布纹的出现，正是因为铸造它的陶范为了便于脱模，在翻范时采取了用布匹等衬垫的措施，最终导致了布纹被翻印到了楚金版的背面。当楚金版浇铸完成后，工匠会在正面戳印出文字。中国钱币博物馆所藏的楚金版，有数件背面有布纹而正面无印文，应当是浇铸完成后未戳印文字的产品。至于戳印文字的工具，王献唐先生曾录著过出土于山东峄县逼阳城的两件铜印戳，一端阳文反书“郢称”，一端有捶打痕迹；河南省息县临河乡霸王台春秋战国遗址也曾出土过一件郢称铜印戳。此外，有些楚金版的背面及侧面会有细小的刻文。这些刻文的内容以数字为主，应当是在楚金版铸造完成后用刀、凿等工具刻划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