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户是什么,从何而来其是如何实现民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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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户的来源比较复杂，大体上可以分四类，即元代遗留儒户、明初的读书人户、皇帝赐予及先贤后裔。其中，元代遗留儒户和明初读书人户因其经济社会地位相同，并称为普通儒户。

（1）儒户的经济地位

根据萧启庆的研究，元代儒户是比照僧户、道户而设置的一种特权户。《绩溪积庆坊葛氏族谱》收录有儒户葛善的一份《洪武四年徽州府绩溪县葛善户帖》，该户帖载：“一户葛善，系徽州府绩溪县坊市西隅儒户，承父葛元龄为户，应当民差”。据此可知，儒户在洪武四年户帖推行之时已经应当民差，而不是儒差。

洪武九年，儒户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明确。弘治《徽州府志》明确记载“（洪武）九年，本府再取勘得军、匠、民、医、儒、僧尼、道士等户，内医、儒、僧尼、道士，与民一体当差，故总类于民。”出于统计上的需要，儒户等色户需要归总于民户。其归总的条件则在于儒户须与民户一体当差，即儒户需要缴纳两税与承担各项差役。

（2）医户的职业

明代儒户的本业当然是读书业儒。普通儒户由于丧失了元代儒户的全部经济特权，其子孙日渐贫困化，生计渐成问题。读书耕田只是儒家向往的生活状态，能躬行者并非易事。于是，儒户在读书的基础上出现了职业的分流。

儒户世代业儒，攻举子业，应举以求仕进是其本业。明代儒户在科举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就进士科而言，明代明确标注为儒籍的进士有名，占进士总数的0.5%。儒户不仅在人口占比上有优势，考中者也多取高第。

如明初，儒户取中状元的就有四位，分别为洪武四年吴伯宗、建文二年胡靖（胡广）、永乐十九年曾鹤龄、正统十三年彭时。许多著名的科举世家，也都是儒户。如正统十年儒籍进士，江西泰和曾蒙简的家族，祖孙三代，六名进士；嘉靖八年儒籍进士，浙江金华潘徽家族，三代联芳。

但进士是独木桥，能考中的毕竟是少数。除了进士以外，科举功名尚有举人、监生、贡生与秀才。举人、监生、贡生有做官的资格，属于中级功名。秀才有免役的特权，为低级功名。《崇祯十二年山西乡试序齿录》保存了一位儒户郑恂的家庭信息。根据地方志的相关记载，明代并无郑姓进士，也就是说郑恂家族并未出过进士。

郑氏最早见于记载的人物为郑登，永乐九年举人，仕至丰润知县。登子琥，景泰元年举人，仕至临洮府同知。琥从子绍，弘治八年举人，历任剡城教谕、平度州学正、息县知县。琥子纮，嘉靖二十五年贡生，任唐县训导。紘之孙命，嘉靖四十年中举，任宜君知县。命之子寅，万历三十一年举人，山东按察司佥事。寅之子嗣吉，增广生。

嗣吉之子，就是郑恂，崇祯十二年举人，阳高卫教授。这个家族是当时一般儒户的科举状态。虽未能取中进士，然始终奋身科场，一直在中、低级功名中徘徊，所任也大多是知县和教谕等教职。

更多的儒户还是考中了秀才。相当一部分儒户以科举出仕，通过制度性恩荫和非制度性的权势能使子孙轻易进入府、县学，取得生员资格，不独儒户，即普通的官僚地主也是如此。还有一部分儒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出仕。

如江苏无锡邵氏在明太祖定江南户籍时，定为儒籍，“故其家世业儒，八传为诸生”。一个儒户家族，连续八代都是生员，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儒户世代业儒，获得一个低级功名是比较容易的。

还有一部分儒户游离于科举之外。主要是行医和授馆。稷山梁格为儒籍进士，梁格的祖父以上五世行医，被乡里称为“医家”。曾祖梁东年少时曾短暂的学习过举子业，后“二亲老矣，吾孑然独立，而家计又若此，可忍令吾亲劬为铅椠计耶！”梁东因经济窘迫而转而学医。至祖父梁铸时，因兄弟三人都行医，家庭条件比以往充裕，“吾更当上述祖宗诗礼之绪，以无坠家声可也。”

梁铸便悉心于学，后成化年间以贡生出仕为巡检。梁铸致仕后，在教诸子学儒的同时，又重操就业，于市中行医。后其子梁溥考中举人，才不再行医。而梁溥以后家族渐变为科举世家，族人不再有行医的记载。刘定之，江西吉安府永新县儒籍，二十二岁时即开馆授徒为塾师，两年后才成为县学增广生，其能成为塾师与其家学不无关系。其后以进士出仕，子孙世习儒业。

不难发现，儒户虽以业儒为主业。然而，在经济窘迫的客观状况下，也从事行医与处馆等行业。儒户虽具有一定的职业特色，但是却不是制度上的要求，而是家族氛围的影响。

（3）儒户的民籍化

明朝建立之初，承袭了元代的户籍制度。即元代旧有诸色户计制度仍旧有效，各色户之间不得妄行变乱。儒户作为诸色户计的一种，当然也不允许转入包括民户在内的诸色户。

其后，《大明律》再次确定了此项制度，“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仗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依杨一凡的研究，今天所见到的《大明律》为洪武三十年五月颁行的版本。

这表明在洪武三十年时，儒户仍不得转为民户，两者依旧是平行的户籍。朱元璋以重典治天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法律在洪武年间得到了较好的执行。正统十三年，京师流传一件趣事，是科一甲进士被称为儒释道。状元彭时为安福儒籍，榜眼陈鉴曾为神乐观道士，探花岳正因读书大兴隆寺，被当做释子。

然而，彭时矛盾的户籍记载并不是个例。儒户矛盾的户籍填报更为普遍。翁世资与翁世用是同胞兄弟，都考中进士，但是两人的户籍却不一致。翁世资为民籍，而翁世用为儒籍。成化五年进士尹仁家状为儒籍，其子尹灏于弘治三年登科，户籍却为民籍。

浙江金华府金华县潘璋，成化八年进士家状载为儒籍，其子潘希曾，弘治十五年进士，家状为民籍。其孙潘徽于嘉靖八年再次登科，家状又改为儒籍。正统十三年进士戴珉家状为民籍，而其从弟戴琏于成化二年登科，家状为儒籍。景泰五年进士刘伦正，江西吉安府安福县民籍，而其侄刘逊成化十四年进士，家状为安福儒籍。

一个个在明初就定籍的家族，家族的内部成员，诸如兄弟、父子、叔侄、从兄弟之间而户籍各异，不由使人联想，是不是儒户存在某种特殊的传承制度？

我们以福建福州府闽县的儒户家族为例，来探讨儒户身份的传承。闽县林氏是明代唯一一个三代尚书的科举家族，从林元美永乐十九年登科开始，四代蝉联科举，共产生八个进士，举人、贡生、生员为数更多。林元美籍种不可考，其子林瀚成化二年登科，注为军籍。但林瀚二子林庭昂、林庭机登科时籍种已经改为儒籍。林庭机嫡母黄氏、生母朱氏，为庶出。

林庭壆嘉靖十四年中进士，为林庭机的族兄，两者在《进士登科录》所载三代先祖全不相同，林庭壆进士家状上有林庭昂、林庭机，而林庭机进士家状上无林壆，两者为疏属族兄弟。林庭昂子林炫，林庭机子林燫、林烴，也都以儒籍的身份考中进士。

以闽县林氏的几代进士家状来看，儒户的庶子也可以继承儒户身份，儒户的传承不分嫡庶。林庭壆，作为林庭机一枝的疏属，也能够拥有儒户的身份。这表明儒户身份的承袭，不仅不分嫡庶，而且远房子孙也可以享有。显然，儒户家族成员矛盾的户籍状况并不是由于存在某种特殊的传承制度。

另一方面，除极个别情况外，儒户户籍的矛盾性集中体现为儒、民籍之间的转化。依明代制度，“人户以籍为定”，不得私自更改户籍。儒户的户籍可以在民籍与儒籍之间转化，说明两种户籍逐渐演变为一种户籍，两者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民籍是明帝国人口数量最多的籍种，当然不可能从属于儒籍。

因此，儒籍包括在民籍之内，逐渐演变为民籍的二级户籍。这一点也可以从地方志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如王壁，贯四川重庆府合州儒籍，合州理应有儒户。但万历《合州志》卷六《户口》记载总户数之外，尚单独开列军、民二户户数，但不见儒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