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之谜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搞清这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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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从清代以来，人们普遍将神宗朝视为明朝走上灭亡的不归路的关键时期，并认为统治集团的昏乱、苛敛和纷争是导致王朝倾覆的主要原因。

清朝官修《明史》指出：

“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怒、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愤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清代学者大都持有相同观点。如清前期的史学家谷应泰认为，明至万历，已是“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清中期的史学家赵翼也认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末法学家沈家本也谈到，，“明祚之亡，基于嘉靖，成于万历，天启不过扬其焰耳”。这种看法，也为当今大多数史学家所广泛接受。

一、天灾导致明亡？

当然，也有学者建议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明朝的灭亡，不要把这一事件完全归因于统治集团的糟糕治理。威廉·阿特韦尔指出，晚明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等重要方面跟过去很不相同的国家，“因此，任何企图把晚明的历史轻易地归结为朝代盛衰周期性的不可抗拒的结果，理当受到坚决果断的拒绝”。

他在讨论明朝最后25年的政治史时，除了叙述日益严重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危机之外，也多次提到那些不受明朝统治者左右的因素——如气候变冷带来的自然灾害、国际贸易环境变化造成的白银输人减少——的负面影响。

汪荣祖谈道：“崇祯诚非亡国之君，诸臣亦未必深误其君。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

曹树基在一篇研究明末鼠疫的论文中也指出：“在以往有关明末历史的研究中，考虑最多的是政治斗争、阶级冲突和民族对抗。

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在另一篇短文中，他还发出这样的疑问：“明清之际的社会鼎革，是人力，还是天意?”不可抗拒的外部或自然因素，对于明朝的灭亡究竟起了多大作用?

1、白银输入的减少问题

不少欧洲经济史学者相信，由于美洲白银输入减少，欧洲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普遍危机”。阿德什德将这种观点应用于中国史研究，认为明末输入中国的白银急剧减少，损害了社会稳定并最终导致明王朝的覆灭。

阿特韦尔也认为明末白银输入有所减少，再加上政府利用高税率从民间抽取白银、在不安定的状况下许多人热衷于窖藏白银，肯定会使流通中的白银数量出现实质性的减少，从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对于西方学者的上述说法，中国学者有不同看法。

倪来恩、夏维中认为，明末中国进口的白银数量并未减少，也未出现白银匮乏的迹象，所谓白银输入减少导致明王朝灭亡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万明则认为，世界通货危机发生，必将引发世界范围的市场连锁反应，作为白银的最大受益国的中国必然会受到打击，成为明朝统治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认为，无论17世纪美洲白银的生产量是否出现大幅度下降，目前尚无充足的证据说明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在明末出现锐减。

即使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白银匮乏现象，也主要不是由于白银输人减少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掠夺性的赋税政策所致。这一政策把巨额白银从民间经济中抽走并集中流向北方边境地带，而在局势动荡的情况下那里的商业经济却在萎缩，以致造成局部性的白银大贬值，出现了“辽东之患，不在无银，而在无用银处”的怪现象。

2、气候变化的问题

与白银输入问题相比，气候变化与明朝灭亡之间的关联度要高一些。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我国的气候与北半球其他地区一样，从14世纪中叶开始逐渐转入寒冷期，15世纪以后气候加剧转寒。气候转寒通常都会对降水产生重大影响，造成异常气象的频繁出现。从有关记载看，万历以降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增高的趋势，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寒冷期对北方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

根据一项统计，在我国北纬35度以北地区，明后期的干旱指数一直保持在3级以上，不少年份超过4级。时常出现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持续时间长、影响地域广的旱灾，往往使原本就很脆弱的北方经济陷于崩溃状态。行人马懋才崇祯二年()经过延安，见到当地大旱肆虐，人们无以果腹，掘石而食，以致腹胀而死，有些民众不甘心“食石以死”，遂“相聚为盗”，被官府逮捕亦无所畏惧，说：“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

可以说，明后期北方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是迫使大量民众走上起义道路的重要原因，正如一位论者所说，“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此外，不论是否可以确断为鼠疫，晚明北方地区确实是屡次发生瘟疫，这些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严重削弱了明朝的国力。

尽管灾荒和瘟疫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但很难说它们就是把明朝推向覆灭深渊的关键因素。诚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人类没有任何办法对降水量施加影响，但异常天气造成的破坏程度，却与人类自身的救灾能力大有关系。明朝末期，在军费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官府对受灾百姓不但无力施予救济，反而仍然征敛赋税，这种做法无疑放大了灾害的破坏程度和范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局势的动荡。

一本记述明末农民起义的著作回顾说：

“天启辛酉，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懂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

上引马懋才的奏疏，也强调大旱肆虐，

“当九死一生之时，即不蠲不减，民亦有呼之而不应者，官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现存人户无力完纳钱粮，“止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最终不得不“相率而为盗”，“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由此可见，明末的“天灾”应归于“人祸”。自然灾害只是在加剧社会矛盾、加速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人祸导致明亡？

归根结底，统治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内部矛盾和痼疾，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些矛盾和痼疾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来，以下四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

第一，贫富之间的极度分化。

万历以降，缙绅地主利用投献、强夺、购买等手段，占据了大量田地，积聚了巨额财富。顾炎武根据亲身见闻指出：

“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

这些占据了丰厚利薮的势豪大户，总是千方百计减轻自己的赋税数量；官府为了完成征税任务，只能主动或被动地将势豪大户逃避的税额转嫁到庶民百姓身上。“在县丁米只有此数，官户丁米不差，民户科差必重”，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致使贫富分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国家的赋税潜力越来越小，社会矛盾的郁积越来越深。

崇祯末年，给事中曾应遴曾尖锐地指出：

“臣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于不均耳。何以言之?今之绅富，率皆衣租食税，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赢以役愚民，而独拥其利。有事欲其与绅富出气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极其富，而每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而甚至于不能聊生。”

明代中叶以来的赋役改革，曾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缙绅避役和赋役不均问题，但成效并不太大，最终出现“利人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的局面。明朝末年，有人建议剥取绅富费财以纾国难，如武生李进建议“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巡按御史高名衡疏请惩治不法乡宦，以为“籍其家，足以供九边十年之饷”。

但明朝政府本身就是以地主阶级为统治基础的，因而这些建议必然会招致猛烈反对，更不可能付诸实施。

第二，区域之间的巨大差距。

自唐代后期以来，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超越了北方，进入明代后，南、北经济差距仍在继续扩大。由于南方田地较肥沃、产量较高，北方田地较贫瘠、产量较低，所以在赋役制度方面，存在着“江之北以丁定差”、“江之南以田当差”的差别。明后期实行的按亩加派，不考虑北方田地贫瘠的自然条件，强行平均摊派，这当然是极不合理的。

针对这种不合理做法，葛守礼曾批评说：

“南方田无斥卤不毛，亩率值几金，甚一二十金，但有水利，岁可两三收几石；北地无论中下，其价其产，与南悬绝，即上地亦不能与之比埒，乌得从而加征乎?

河南巡抚范景文也抱怨说：

“南阳之唐县、裕州、内乡，汝宁之息县，地皆卤咸，不堪树艺，乃同肥饶之地一概加派，委属不平。

加派之后，北方的赋税负担大幅上升，百姓不堪重负。崇祯四年()，给事中刘懋在奏疏中谈到：陕西临潼的条鞭之税，万历中年每亩不过五分，“嗣后岁岁有加派”，到此时每亩已达八分三厘，再加上加耗科索，每亩实征一钱余，也就是每地一顷需出条鞭银十余两。

他质问说：

“夫一顷之所出，除人工食用外，岂能办银十余两乎?”

在“以丁定差”的原则下，北方百姓的徭役本就很重，现在田赋又大幅提高，这当然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正如葛守礼所说：

“北方丁丁著役，年年当差，甚至有死存门、虚报籍者，力差苦累极矣，又可加差徭银于其包养之瘠薄地耶?”

此外，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都落后于南方，因而承受自然灾害和经济剥削的能力相对较低，更容易爆发全面性的社会危机，从而成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和主要活动区域。

第三，统治集团的整体腐败。

张居正改革夭折后，明朝统治集团迅速腐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几任皇帝，神宗贪财怠政，熹宗荒嬉昏愦，思宗虽有中兴之志，但其性格刚愎自用，并无力挽狂澜的本领。皇帝以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大多“衣冠而为囊囊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贪污腐败现象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地方官员就任，“每一下车，富单先出，名为签役之先资，实则渔民之秘计”，做官几乎成了劫财的手段。

思宗在一份“罪己诏”中，曾对官僚队伍发出这样的指责：

“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扑任意。囊豪既富，则解网念工。”

给事中韩一良也叹息说：

“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他还分析说：“诸臣言蠹民者，俱归咎守令之不廉。然州县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票取，不曰无碍官银，则曰未完抵赎；冲途过客，动有书仪，多则十金以上，少则十金以下；欲结心知，不在此例，岁送不知几许。至巡按荐谢每百金，旁荐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于例，遇考满朝觐，或费至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

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为民父母虎狼心”成为官场常态，百姓无法生存下去，只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第四，官僚群体的剧烈纷争。

万历以降，官僚群体的内部纷争日趋激烈，严重干扰了朝廷处理政务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而，自清初以来，不少人都把党争视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末举人朱一是在国亡后，曾沉痛地评论说：

“万历中，一二大君子研讲道术，标立崖畔，爰别异同。其后同同相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是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矫激，人用偏私，……道术流而意气，意气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货赂，狐城鼠社，蔓引茹连，罔上行私，万端一例。遂致事体蛊坏，国势凌夷，局改时移，垣垒石破。”

《四库全书总目》在谈到顾宪成等人讲学时，也指出：

“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声气既广，标榜日增，于是依草附木之徒，争相趋赴，均自目为清流，门户角争，递相胜败，党祸因之而大起，恩怨纠结，辗转报复，明遂以亡。

这些评论确实不无道理。

但需要辨析的是，有些人在评论晚明党争时，往往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这是不公允的。尽管双方阵营中都有“君子”和“小人”，但总体看来东林党人中“君子”居多，其对立阵营则是“小人”麋聚。东林党人“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要求朝廷倾听天下“公论”，支持赋役改革，代表了进步的力量。但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处于被打压的境地，其政治与社会主张无法付诸实施。

三、驿卒、军士等特种职业者导致明亡？

在导致明王朝灭亡的因素中，还有一种因素虽然不如上面罗列的那些重要，但也值得一提，这就是明后期政府对于军士、驿卒等特种职业者的利益过分漠视。这些人基本上已与土地相脱离，他们从事的职业就是他们赖以糊口的主要手段，一旦丧失了职业或职业收入变得不稳定，他们便沦落为“被遗弃的社会集团”，往往不得不依靠非法手段维持自己的生存。

由于财政匮乏，明后期政府常常拖欠士兵的军饷，致使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缺乏保障，从而引发了大量兵变。陕西爆发农民起义后，大量贫困士兵投入其中，所以有官员断言，“秦寇即延、庆之兵丁、土贼也”。

崇祯初，为减少财政支出，大力裁减驿站，骤然失业的大量驿卒无以为生，“遂群聚为盗”，投入起义队伍之中。清人张晋对此颇有体认，其《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裁驿站》诗云：

“关中饥，盗蜂起，流贼之名始于此。饥民起，饥军从，大吏贪庸工粉饰，闭目掩耳如瞽聋。裁驿站，惜小费，刘给事太无谓。国用已绌少胜算，驿站一裁驿夫散，咄哉遂酿李闯乱。”

可以说，明末为缓解财政危机，过分漠视某些群体的生存窘况，在制度改革时未能顾及利益受损者的生存权，也是加速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四、明亡的偶然性

综观明后期的政治史，应该说出现了不少值得充分肯定的积极因素中央层面展开的政治改革一度取得明显成效，地方层面展开的赋役改革获得长足进步，党社运动和市民运动等新的政治斗争形式开展得如火如茶民间力量不断壮大。可惜的是，这些积极因素最终未能抵消和抑制消极因素的滋长，朝廷政治日趋腐败，国家财政日趋匮竭，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最终酿成明末社会大动荡。

清朝统治者利用这一时机，乘乱入主中原。与明后期相比，清朝的统治要保守得多，封闭得多，以致明后期出现的社会转型趋势遭到严重挫折，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慢慢恢复过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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